毛泽东和邓小平如何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
作者：奥多·考波（Otto Kolbl）
新中国最初应用了重视社会基础发展的毛泽东思想，然后应用了逐步改革开放的邓理论，这两方面结合其实是效率非常高的发展模式。但因为个人意识形态的不同，毛泽东和邓的政策被普遍视为互相矛盾，这样是很可惜的。其实通过比较方法和国际组织提供的长期统计，我们会看到两个思想是良性互动的。
在现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讨论上，基本上只有两种看法。毛主席的支持者认为：重视社会基础的发展，反对腐败和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方面。邓小平的支持者认为：毛泽东统一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做得很好，但是毛泽东的社会发展政策不好，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让毛泽东支持者和邓支持者哪怕是一点点互相认同都非常难。西方学者和媒体他们只有一个看法：谁要是不认为毛泽东是历史上最残酷的独裁者，谁就没有自由的思想，肯定是被洗脑了。然而，我们如果用基于长期统计的比较方法来分析各国发展情况的话，就会了解到：毛泽东思想和邓理论的组合让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发展都快，无论在社会基础的发展上（比如说死亡率减少、医疗改善、识字推广等）还是在经济的发展上都得到了体现。
老百姓的需要和愿望才应该是讨论发展的核心。照片奥多·考波，四平（吉林省），2012年。
当然如果我们把中国大陆和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地方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会发现有明显差距。然而，从长期统计分析来看，差距不是因为中国发展增长率慢，是因为中国开始发展的时间晚。
下面的图表显示，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和外国控制的中国地区（香港、台湾）都是在1850年和1900年之间开始发展。而中国大陆1949年之前没有任何发展。第一个图表和第二个图表表示人均购买力水平GDP。这个变量被专家普遍认为是很好的测量生活水平的指标，只是在1950年之前的统计是受争议的，但之后的争议不大。下面的图表中所采用的几个数据源，有的是互相矛盾。但专家们基本认同在20世纪上半叶时，中国的某些大城市社会和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大部分的农村不但没有发展反而更加恶化。
当然第一个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亚洲，几乎只有中国没有发展？鸦片战争和鸦片贸易肯定是理由之一。西方人不太了解这个欧洲殖民历史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因为西方作者经常歪曲这个可耻的事实。当然亚洲的一些其他地区也受到了殖民侵略，在很多国家，殖民统治的破坏性比在中国还严重，但他们还是得到了发展。我研究的结论是：19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精英们的责任感越来越低，并且很容易受西方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逐步变得自私和腐败，导致他们无力在中国治理上发挥作用。所以鸦片在中国产生了这么大的社会灾难，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精英们却能尽力保护自己和社会，尽管西方殖民帝国的鸦片商人也试图打开那些国家的市场。
罂粟田和露台稻田在四川省，1899年前，照片：Mrs. Archibald Little。破坏中国社会的鸦片，只有一部分是英国商人出口到中国的，大部分是中国人在中国种植和销售的。您可以把她的书“Intimate China”从 www.archive.org 和 www.gutenberg.org免费的下载。
上面和下面的图表也显示，经历过迅速发展的亚洲国家中，没有一个是从贫穷农业经济直接达到迅速的经济增长，至少直到1850年，他们都还是农业经济，农民非常穷。他们都经历了历时几十年的慢增长阶段，在上面的图表上称为“第一阶段”，发展过程需要这个阶段来改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以及初步工业化。然后他们才能开始迅速发展第二阶段。现在已经变成发达的国家和比中国落后的国家都符合这个两阶段模式。下面的图表显示了其他亚洲国家的增长曲线，也有（前）苏联，就是1990年前的苏联以及之后苏联解体的国家放在一起。
毛泽东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在经历了迅速发展的第二阶段的国家中，慢发展的第一阶段在其他国家都历时了50多年以上，只有中国在27年（1949-1976年）里完成了第一阶段。因此，第二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效率如此高，只需要比其他第一阶段发展最快的国家的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共产党能把“东亚病夫”的国家变成发展最快的国家。
大连的天际线（照片奥多·考波，2012年）
历史研究和统计数据表明，毛泽东用集体化和发动群众路线的思想来组织农村劳动力使这种快速发展成为了可能。在当时非常贫穷的中国，应该没有另外可用的办法来如此快速地提高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的建设。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以及西方学者提供的统计表明，在清末和国民党的领导人都没有试图提高农村人的生活条件，而毛泽东的社会发展政策挽救了几亿人的生命。下面的图表显示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进步，也表明了毛泽东最惨重的错误，就是大跃进时期（1958-1962）。采用了和东亚国家对比的比较方法：
在二战前中国的平均寿命是非常争议的课题，有许多不同的数据。日本及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印度、俄国、西方国家等国的寿命估计更精确。中国1953-1963的数据是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某研究者提供的，因为当时中国官方的数据不明确。虽然数据有些不确定，但专家们大致认同：在1949年前中国平均寿命的情况比其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糟，但平均寿命在毛泽东时代的提高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快。下面的图表把中国的曲线和更多其他国家对比：
不管在现在发达的东亚国家，还是在东南亚、南美洲、甚至非洲的国家、都难找到比中国1949年前寿命更底的国家。
婴儿死亡率的变化和寿命类似。总之是很容易找到关于毛泽东时代社会进步的可靠数据，但是分析这个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时代的西方专家都忽视这些数据。更精确的说，他们不是全部都忽视，他们只是用适合他们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比如在有关寿命上，他们只看大跃进时的死亡人数。当然，灾难是有必要记住的，以避免类似的灾难重现。但是这些学者之中，谁愿意告诉我们，大跃进最致命的一年中死亡率和共产党上台执政之前的平常死亡率一样？谁愿意告诉我们，共产党上台执政以后的二十年里，平均寿命从30岁左右增加到60多岁？国民党不太关心如何提高农村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继续执政，寿命的增加一定慢很多。谁愿意计算毛泽东时代挽救的生命和假设由国民党继续执政时的并进行对比？
在山东省人民医院用针刺麻醉执行手术。照片 William A. Joseph，1972年。
当然不是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农民的天堂。毛泽东的目的也是为了工业化，所以不得不从农村尽量多提取资金，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的农村，虽然农民生活的基础条件得到了不少的改善，但到邓小平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非常贫穷的。
我们不要忘记，社会发展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公民权的发展。毛泽东时代一方面是以看不到的社会进步，挽救了几亿人的生命。但另一方面是却对前精英、党内和党外的政敌、无数无辜人的残酷镇压，一般来说，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很少有个人自由。当时的中国是极权国家的典型例子，政府不仅控制了公共生活，政府或者地方社区也控制了私人生活的很多方面。在当时的社会，个人的自由受公社和生产队组织的限制。
在沙石峪（河北省），一个生产队在建设露台稻田。照片 William A. Joseph，1972年。
除了这种制度化的控制，毛泽东也依靠发动群众运动来强加他的政策，比如毛泽东时代初的土地分配和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是社区实行的，政府只是调控。但当这些运动有很多暴力，政府的监管不力时，那么就一定会有很多无辜的受害者。
文革的时候，红卫兵不仅打击腐败的官员以及前精英成员因为他们试图恢复他们以前有的特权。很多人为中国发展辛劳地工作，但是因为他们是“不对”的阶级或者因为他们不要放弃宗教信仰，于是他们变成了被残酷羞辱和暴力的目标。照片1和2：摄影师未知，Thomas H. Hahn提供的。照片3：摄影师未知。
如果我们要了解毛泽东的政策，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的历史。从1850年到1949年的中国，只有46年的和平，就是1870-1916年（除了1899-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11年的帝制推翻）。在1928-1937年的“南京十年”里，大部分的中国也比较安静。1949年的中国可以和现代的阿富汗和索马里对比。中国（1916-1928），阿富汗（1989-1998）和索马里（1991-2012）都经历了失败国家的时代，即军阀统治。所以在中国1850年到1949年的这一百年里，一半时间都是外战、内战、暴动、军阀。因此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特别在农村，受到了腐败、鸦片瘾、无法无天的犯罪组织的严重性破坏。
清末和国民党的时候，在精英中的鸦片瘾比老百姓更广泛。照片赖阿芳，左右1880年。
在最近150年里，世界上很少有国家经历了这么长的一系列的灾难。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每个中国人都在试图寻找解决办法，有的几乎成功地恢复了秩序，然而经历了较短的稳定后如果没有继续的发展，机构就再一次被瓦解。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共产党不仅启动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快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这个发展是在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的。再看看西方国家在索马里、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推荐的解决办法都彻底失败，就更加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就。
从分析毛泽东时代我们可以获得很多珍贵信息适合有关贫穷和失败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而前提是研究要基于有关社会人生各方面的广泛数据，比如GDP增长、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男女平等等。这些数据很容易从国际组织和独立学者中找到，但是西方的研究毛泽东时代的学者几乎都忽视了关于社会进步的这些方面的数据。如果他们提及这个课题，他们通常认为，一句简单的概括带过就足够了，而关于与其他国家社会发展的比较数据都不提供。好像并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些统计和数据不仅是抽象的数字，还是有关个人生活的信息。相反，西方的毛泽东时代专家只关注于计算由于毛泽东政策错误和镇压导致的死亡人数的增加，而结论总是一个：毛主席是上世纪最残酷的独裁者之一。
在中国，关于对毛泽东的争议很大，但是争议大多建立在中国官方的统计上，如果他们拓宽争议的基础，就是采用国际数据比较方法，毛泽东支持者和毛泽东反对者将更容易沟通。从国际组织提供的统计上，会帮助他们更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进步。从关于前苏联解体的国际数据上，会帮助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建立了发展的基础以后，改革开放是必要的。从而显示了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争议，但是专家必须负责任地使用这些数据。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和西方学者一样，都应该试图克服意识形态壁垒，包括在找反驳自己看法的数据上和找符合自己看法的数据上应该花费一样的时间和精力。
在毛泽东时代，基础教育的进步很快。入学率的增长非常高，成人教育也被重视的。照片 China Posters （左边），William A. Joseph，1972年（右边）。
这个问题的争论范围甚至超过了学术争论,因为也是产生代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在很多家庭，这个问题会引起激烈的辩论。一方面，老人因为他们经历了毛泽东时代，记得或者听过毛泽东前的情况，所以经常赞美毛泽东的伟大。另一方面，中间和年轻一代认为，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对中国是灾难性的错误，他们会回答给老一代是“你们在那时是被洗脑了的，你们不会清楚地了解这个事实”。我和所有年龄段的中国人谈论的时候经常发现，如果用几个不同来源的数据，比如说中国官方、国际组织和西方学者提供的数据综合起来，更容易让不同看法的人在某些方面找到共同点。本人认为，采用本文章建议的研究方法论不仅会提高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相互了解，而且还会改善中国社会和家庭之内的交流。
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在毛泽东遗产成就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经济，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他们的办法在全球也是无与伦比的。没有其他的任何国家可以从如此低的GDP水平马上得到迅速发展。
华鹰集团是1980年代创立的，逐步变成了世界领先赛艇制造公司之一。照片奥多·考波，浙江省，2003年。
苏联和其他国家在初步发展上也用了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但是过渡到市场经济和迅速发展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不顺利。上面第二个图标显示，1990年代经济自由化以后，前苏联解体国家的经济非常衰败。
如果我们假设迅速发展需要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某种程度的工业化，我们马上发现，苏联在1990年好几十年之前就已经符合了开始迅速发展的条件。在中国，27年的毛泽东思想以后，改革开放代替了集体化和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苏联70多年一直坚持着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使得在苏联建立的增长潜力没变成现实，从而就抹黑了共产党。苏联1990年代开始改革的时候，中国已经十多年带路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苏联领导人和他们的西方顾问们自视甚高，不屑参考中国实现迅速发展的例子。
从这个例子中苏联的领导人可以吸取什么教训呢？当然邓小平成功的配方不是简单的经济自由化，而更重要的是在于自由经济的逐步化，可能会有历时50多年的经济改革，比如就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一些经济部门还在逐步自由化。
但中国制度的某些方面是更难以把握的。很多的在西方国家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党控制的。但其实在现实中，某些经济部门比如能源、（合法）银行、电信等是政府控制的，而小公司和个体户等企业的自由性在中国比在其他大多数的国家要好。当我在和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交谈的时候，会经常很惊讶地发现中国政府对他们生意的干涉这么少。行政工作减少到最低限度，法律和一些规则较模糊，他们还可以经常灵活适用。只有当政府觉得有严重问题的时候，他们才会干预，而模糊的规则不会阻挡政府去干涉。
和西方电子产品零售商不同，北京的中关村电子市场组成无数的个体户。照片：奥多·考波，2012。
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成立新个体户和公司非常容易。另一方面却不能防止一些不诚实的供应商和顾客。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经济发展的灾难，其实反而是中国发展的秘方之一。在这种较不稳定的商业环境下，在地方社区综合的小个体户比大公司有比较优势。因为贸易伙伴都互相认识，交易成本非常低，加上没有复杂的行政工作，甚至受教育少的农民也能做生意。如果在中国也是和西方国家一样有正规复杂的法治，那么农民就没有机会，就都将是中国和国际大公司控制经济。
回族的少数民族是好的例子紧密的社区如何在经济发展会做得非常好。照片奥多·考波，郎木寺，四川省，2012年。
严谨研究的作用
以上这些因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邓启动改革的成功。但是西方专家不注意这些因素，因为他们重视负盛名的高科技项目和国际关系。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发展，不管是古代的或者现代的，最重要的是研究农民、小个体户、老百姓的贡献。
概括起来讲，中国的毛邓发展模式会提供贫穷国家很多的解决办法。中国共产党创造和实施这个模式让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发展都快，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发展上。而很多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在现代贫穷国家是不能使用的，因为他们有的是军国主义驱动的（比如日本），有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殖民统治和外国支持（比如韩国和台湾），或者是利用了附近的生产基地得到了寄生虫性发展（比如香港和新加坡）。
现在我们应该要用基于可靠的长期统计和用与其他国家比较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发展模式。这是唯一的方法来评价各国家的发展模式。国际组织和西方的学者提供的关于所有国家的数据都是用一样的方法收集和计算的，所以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
不幸的是，研究中国的西方专家在用这些数据时不这么客观，几乎都在不断地重复毛泽东的计划经济、集体化和自主自给的政策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灾难，认为邓小平做得不错，但也认为如果邓能听西方专家的建议，实施更快的改革，他可以做得更好。
这些学者和西方媒体一致都描写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如何荒唐和非人道。但是以上所介绍的数据是广泛被视为可靠的，也是容易找到的。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我们还可以继续这样描写中国共产党吗？我们怎样解释蒋介石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尽量试图帮助中国发展的情况下，都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条件的问题？而在1949年以后，一个“荒唐和非人道”的统治为什么却能组织世界上最迅速的发展过程，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社会进步？但为什么西方学者和媒体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呢？可能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在不听从他们建议的情况下却把中国发展得很好。
传教士不仅拍了很多1949年前中国的照片，比如这个在常德（湖南省）医院执行手术的照片（1900-1919年左右），还为改善医疗和教育作出了贡献。然而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不会享受任何改善，只有在共产党上台执政以后，他们才享受到生活条件的改善。照片： International Mission Photography Archive 在 Wikimedia Commons.
可是难理解的是，中国学者给外国人解释中国发展的时候也不用国际组织和独立西方学者提供的数据，而只用中国官方的统计，并且他们大部分还没去过其他发展中的国家去亲自看看当地发展模式的效果。而西方人不相信任何政府更不相信共产党政府的官方统计，也不相信没有基层经验的学者。因此不管中国学者写什么，都不能帮助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人去真正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同时很多西方学者慎重选择数据是为了证实对中国政府的批评看法。因此在怀疑中国学者可信性的西方人眼里，西方学者的看法没有受到挑战。
关于中国的毛邓发展模式进行严谨的研究不仅会改善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互相了解，该研究提供的数据也会帮助其他国家创造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模式，更快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并且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也会提出新的想法去帮助还没达到迅速发展的其他中国地区。
瑞士的山区旅游业和拉美的探险旅游业会给中国的西部发展提供参考。照片：奥多·考波，采尔马特（瑞士）2014，科罗伊科（玻利维亚）2011。